尹磊在工作中。
受訪者供圖
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位于江蘇南京秦淮區夫子廟學宮東側，由中國古代最大的科舉考場江南貢院改擴建而成，已躋身國家一級博物館。
江南貢院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科舉考場，是科舉制度的有形遺產在南京的最直觀體現。留法歸來的尹磊是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副館長、秦淮非遺館館長，回國后，他長期深耕于文博藝術前線，希望能通過自己與團隊其他成員的努力，“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寶庫傳承好，讓秦淮河所哺育的歷史文化源遠流長、生生不息”。
從塞納河畔歸來
尹磊先后就讀于浙江大學、新疆大學、南京大學，2008年，他被國家留學基金委公派到法國高等實踐研究院攻讀歷史學博士。該校一直倡導并致力于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是法國人文社會科學交叉學科研究領域的代表學校，特別是在歷史學方面擁有深厚的積淀和研究傳統。
留學期間，法蘭西學院教授、著名考古學家葛樂耐送給尹磊一張吉美博物館的參觀券，尹磊去參觀時，發現館藏品中還有西域壁畫，其精美程度讓人震撼。當時，尹磊在法國學習的主要內容之一，與絲綢之路的歷史有很深的關系。看著館中壁畫，尹磊的情緒很復雜。
“思前想后，我與幾位留學于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青年學者一道，組織了一個名為‘青年敦煌學會’的線上讀書班。希望能通過不同的跨文化研究視角，為國內的敦煌文化研究出一份力。”尹磊說。
2012年，尹磊被推薦加入了法國亞洲學會。一次圖書館查閱資料時，他意外發現了包括狀元卷在內的一批清代殿試卷的原卷。這批本應珍藏在中國自己博物館內的文物，是如何流失海外，又如何見證了近代史上的風云滄桑？面對這些筆墨如新的真跡，尹磊陷入沉思，當時面對吉美博物館內壁畫時的感慨萬千，再次襲來。
不久后，南京開始在江南貢院的基礎上改擴建科舉博物館。受到家鄉歷史文化的感召，2014年，尹磊決定回國，參與科舉博物館的建設工程。
在傳統文化語境下重新定義博物館
投入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建設運營的8年間，尹磊致力于征集來自全國各地的科舉文物精品，從個人理想、地域文化到國家制度等多個角度，從文物展品、文創產品到學術研究等多個層面，向海內外介紹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與文化。
那段時間，他廣泛涉獵典籍論著，走遍了江南貢院的每個角落。“面對歷史的厚重，人就會意識到，再怎么努力也不過分。”尹磊說。
為了辦好高質量博物館，尹磊開始嘗試“在傳統文化的語境下重新定義博物館”。在他看來，博物館不僅是“封存”歷史的殿堂，還應該是面向公眾的論壇，更可以是與公眾互動的“游樂場”。雖然觀眾在參觀博物館時需要安靜的空間，需要對承載歷史的文物有一份敬畏，但這并不意味著博物館要時刻保持緊張、嚴肅的氛圍。于是，尹磊作為策展人策劃了“士子的行旅——中國古代科舉與旅行特展”。為了“讓文物‘動起來’，讓展覽‘活起來’”，展覽中將古代士子的腳蹤、科舉考試的空間地理分布、科舉文物、相關影視作品等多媒體展示與互動裝置相連，吸引了不少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前來觀展。
最近，尹磊帶領團隊投身于《歷代江蘇進士錄》的編撰工作。叢書收錄了今江蘇省行政區劃范圍內的歷代進士，包括江蘇進士的名錄、小傳、相關史料，以及對前人研究的補證。團隊還打造了尋訪狀元、進士后人家族數據庫，研究人員可以從數據庫內下載相關資料及數據分析結果。“無論是專門研究科舉領域的專家學者還是有志于研究科舉的高校學子，都可以與館內的研究人員一道，共同使用學術資料，共享科舉博物館的研究成果。”尹磊說。
促進中外學術交流與對話
作為深耕文博領域的留法歸國學子，尹磊認為，可以在推進中法博物館合作的基礎上，積極探索成立兩國博物館、美術館交流互鑒的機制和路徑。同時，還可以不斷開展產學研合作，推進中法文博界在學術研究、文物保護、辦展、文創等領域的合作；深入挖掘中法兩國在非遺文化方面的合作潛力，比如中華美食、中醫等。借鑒法國在打造水韻文化、旅游文化上的成熟經驗和做法，賦能大運河文化建設，合作打造高水平的水韻文化項目標桿。
隨著中法文化交流不斷開展，兩國互譯作品越來越多地呈現在了東西方讀者眼前。尹磊翻譯了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代表作《圣武親征錄》，一經出版便受到學界稱贊，獲得2022年度上海古籍出版社“典籍文獻類十佳”等殊榮。
“文化交流的目的，不僅在于使彼此之間有了更多了解，而且通過了解對方來更深刻地了解自己。”對于繼續推進中法雙方了解和互信、促進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尹磊認為，可以以非遺文化等為抓手，在此基礎上展開文化作品創作與利用的交流。同時依托高校和研究機構開展更深層次合作，特別是推動中法青年互訪，深度體驗兩國文化。也可以加大對演出項目、出版項目的支持，系統地向法國介紹中國學術、文藝、人文領域的新成果和新創作，同時引進法國的優秀文化作品和具有影響力的最新學術成果進行譯介。
“在整個過程中，留法學子們大有可為。”尹磊說，“利用好自己所學，海歸人才可以在文化、經濟等多領域更好起到橋梁紐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