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提升吉商企業家素養和企業軟實力，吉商商會、洛克菲勒長白山學院聯合主辦《文化的力量與企業家人格》大型論壇，邀請余秋雨來長演講。昨天13時30分，吉林省委黨校禮堂座無虛席，甚至不得不在會場加座，省內部分廳、局的官員、公務員及近千名企業家、外埠商會代表分享了余秋雨關于“國內外歷史文化與企業家人格修煉”的演講。

　　“如今的我們，是按照祖先在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設計的基礎上發展的，如果文化精神失落了，人也就會失去精神價值，便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企業家更是如此。”在3個多小時的演講中，余秋雨從什么是文化、文化對人的巨大影響、當前社會文化對企業家的人格影響及用文化的力量塑造企業家價值觀等方面做了演講。

　　文化的成果是人格 中國的集體人格是君子之道

　　演講中，余秋雨給文化做了一個簡潔定義：文化，是已變成習慣的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文化的成果就是人格，所謂中國文化就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魯迅把中國人的集體人格叫國民性。在歷史上，中國人從沒欺負過別國，為何總被外國人誤解？就是中國沒讓世界大多數人了解真正的中國人格，這與中國文化傳播中的問題有關，比如影視作品傳播的多是計謀，讓老外越看越害怕，這種文化傳播越多，就越讓人迷惑。為此，他提倡“文化減法”，讓重要的文化顯現。

　　4200年前，中華文明跨入成熟門檻，讓人驕傲的是中華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間斷的文明。余秋雨用60多分鐘的時間剖析了世界文化歷史及中國文化歷史的發展演變脈絡。

　　“很多人驚訝于我對吉林的熟悉程度，其實我已經悄悄來考察過好多次。為什么？因為這里有長白山，有關東文化。”余秋雨說，“東北對中華文明傳承的整體意義太大了！”他說，在中華文明的延續中，關外的東北文化起到了關鍵作用，北魏孝文帝時期不僅傳承中華文明，還引入了印度文明和世界多元文明，在融合中將中華文明推向輝煌，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有了盛世唐朝，唐朝文明制高點是長安，而早在公元5世紀時，長安人口就達到百萬，而且完全是國際化生活方式。宋朝也是對唐朝文明的延續，到了明清時期進入了保守主義，尤其是朱元璋這樣的“草根皇帝”營造了“文化恐怖主義”。明清兩代的中國文明是往下走的，因為這兩個朝代與海洋文明隔絕，不了解海洋，也不知道真正讓中國抬不起頭的敵人是來自海洋，于是有了侵略、賠款、割讓。

　　“中華文明曾有過那么高的輝煌和那么慘的失敗，但我們今天又站起來了！”余秋雨說，讓中國文化長壽的秘密是人格文化，中國的集體人格是孔子所定的君子人格，也叫君子之道，這是孔子留給后人的遺產。君子之道的核心是四個字：“大”、“善”、“敬”、“中”。所謂“大”即大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君子第一個標志就是大道。講到這里，余秋雨說，東北企業做不大主要是缺少“大”道，“氣魄大但眼界窄”，而南方商人的特點是“氣魄不大，眼界很寬”。“善”，即“君子成人之美，與人為善”，對商人來講就是不追求與善意義相反的成功。“敬”，為人的禮儀之道，是謙讓禮貌的姿態。“中”，即中庸，君子的思維方式是中庸，講究平衡，反對一切極端主義，中國靠中庸之道保護了人類文明，企業也是靠中庸之道走得更遠。

　　謠言成為一種娛樂 中國文化缺實證、法律意識

　　“知識分子一定對公共空間做出精英思維的思考，否則無法完成知識分子對公共空間的改造。”余秋雨在演講中再三強調。他認為，中國的集體人格有自己的優點，也有不可回避的弱點和毛病。首先，中國的集體人格中缺少公共意識。公共空間一直是被中國文化忽略的，自古以來，君子的“忠孝兩全”，君子只對朝廷和家庭負責，但在朝廷和家庭之間還有遼闊的公共空間，“我們的集體人格在這里出現了盲點。”余秋雨說。中國古代皇帝和官員沒有公共空間概念，也沒想過公共空間；而知識分子“兩耳不聞窗外事”，“窗外”即指公共空間，官員和知識分子都不管公共空間。我們的文化中缺乏對公共空間的訓練。近30年，在中國強化公共空間的主體是官員和企業家，而不是知識分子。西方哲學家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是“在一切公共空間敢于運用理性的人”，“遺憾的是我國的知識分子目前沒有做到。”余秋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