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碑刻文獻考史，始自北宋。清末民初，其風大熾，以致學者不知金石，則不得躋身于通人之列。但此時金石多合稱之，碑刻文獻研究尚未獨立成學。

　　考古學進入中國之后，金文銅器研究并入古文字學，碑刻之學漸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碑刻文獻重新受到重視，各類研究成果層出迭現，其中便包括商洛政協主編的《商洛文史》第二輯“商洛碑文選編”。此編共收錄各類碑刻文字243篇，凡28萬字，是商洛人口遷徙、宗教民俗、山地開發、文化教育、官師建置，兵燹災異的珍貴史料。

　　商洛地區的人口構成中，外來人口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而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因為明代以后大批移民涌入商洛并在此定居。明代之前，由于商洛山多地少，在農耕社會中并不十分適宜生存，所以這里人口數量較少。進入明代之后，特別是清代中期，社會比較安定，中原地區人口急劇增加，荒地基本開發完畢，沒有土地的農民為了謀生，紛紛走向人口稀少的地區，商洛正是這些人比較理想的目的地。

　　商洛出土的碑文和墓志，恰好見證了這一移民過程。對此，商洛學院歷史系教授楊增強先生曾撰寫《碑志所見明清鎮安縣移民的地緣結構及其它》(載于《商洛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9月)一文，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由于楊教授的文章僅涉及鎮安縣移民，筆者不避繁絮，略作補充。《商洛文史》第二輯中共收碑文墓志文132篇，其中夫妻合葬者為42篇，共有墓主174人，另有《劉母王老太君碑志》和《劉母何氏碑志銘》兩篇雖非合葬，但均語及其丈夫的祖籍，故總共涉及176人。其中祖籍不在商洛的，僅墓志中明確記載或可以根據其他史料推斷的就有110人，占總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二，而在墓志中沒有明確記載祖籍且暫時無法根據其它史料推斷的人中，肯定還有部分人是來自外地的，可見商洛人口中的外來人口比例大得驚人。這些移民來自湖北的有47人，安徽24人，河南13人，陜西其它地區7人，甘肅5人，山西3人，江西3人，四川、廣東、湖南分別1人，另有3人僅知為移民，所自不詳。這里面湖北和湖南在清代屬于湖廣，共有49人，占總人數五分之二強，由此可見，明清時期湖廣人并不僅僅填四川，來商洛的也不在少數。

　　至于這些移民遷居的年代，可考的僅有57人。其中部分墓志僅記載其父祖遷居，不書年代，筆者以墓主生年為準，按每代人相隔20至25年進行推斷。統計的結果是，明前有2人，明至清初13人，乾隆47人，嘉慶4人，晚清3人。可見移民來商洛的時間主要集中在明清時期，而以乾隆年間為高潮。

　　那么，這些人為何要移居商洛？移居時間又為何集中在乾隆年間呢？碑刻文獻中也有答案。

　　明清移民涌入商洛，最重要的是經濟原因。《程文葭碑志》中的說法最有代表性：“自我父出此，命獨乖舛。未獲弱冠，祖父母之命赴玉樓。甫及黃口，大遺業蕩廢無存。是以痛心疾首，而有懸弧之志。素聞長安大國，地廣人稀，人無枵腹，施以惠然旨來斯。不得意于楚者，庶幾得意于秦，是為可知。誰知形單影只，囊橐空虛之際之艱難辛苦，備嘗之矣。幸父矢志躬耕，兼理商賈，漸而家道初成，衣食將寄。”文中的“長安”，即指商洛。這可以說是成功移民商洛者人生經歷的縮影。眾多碑志中有類似的記載，如《儲思拔碑志》載：“乾隆年間，荒僻未開，林木荒雜，豺豹多出沒其中。而先生跋涉艱難，披荊斬棘耕于此，其創業可謂勤矣。”說的是遷居商洛之初的辛勤墾荒。又如《倪均松碑志》載：“倪均松字加津，豪爽士也，少居籍貧有為之志，乾隆乙丑，隨父遷居興安，繼籍安業，辟山林，營蘆舍，力勤穡事，家道漸以浸昌。”再如《胡兆蘭曹氏碑志》載：“披星戴月，破草墾荒，不數年而手有余資。”可見，很多移民遷居商洛之初，生活是十分艱苦的，由于他們吃苦耐勞，逐漸致富。除此之外，也有因為其它緣由移居商洛的，有的是經商，如《熊慶云祝氏碑志》：“至曾祖考興鴻公，始來陜貿易。”有的是改換風水，如《晏母金老孺人碑志》載：“母本湖廣人，胡為乎來此哉？緣宅后龍□□，故致樹世單傳而不支，母深明大略，憂其頹衰，乃于乾隆伍拾壹年攜占山公來陜卜宅于此，厥后浸昌。”當然，后面兩種類型不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