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前，海內外高度關注中國投資走勢。如何看待當前投資形勢，投資底層邏輯又有哪些深刻變化？三里河推出權威專家系列解讀，把脈投資大勢，回應市場關切。今日刊發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的署名文章《擴大內需仍需公共投資挑大梁》。

　　擴大內需的關鍵是要用強有力的外部力量，打破收入、支出、預期和信貸之間的負向循環。從我國過去的經驗來看，行之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在短期內大幅提高企業和居民收入，成功打破了負向循環，讓市場重新恢復到正常軌道。這些公共投資不僅擴大了內需，對未來的民生改善、產業升級、生態環境保護都發揮了關鍵支撐作用，是鑄就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力量。時至今日，公共投資依然大有可為，不僅能夠在擴大內需中挑大梁，也能對未來發展夯實根基。以舉債方式增加公共投資并不會放大債務風險，運用得當反而會降低債務風險。

　　公共投資是擴大內需的關鍵外部引導力量。

　　內需不足環境下，企業、居民、政府的收入增長放緩，都節省開支。這樣就容易形成負向循環：一個主體節省的開支，對應的是另一個主體收入的下降；每個主體都節省開支，對應的是全社會收入的下降，而且這種局面會形成自我放大的負向循環。這是典型的市場失靈表現，憑借市場自發力量難以解決。擴大內需，關鍵就是要用外部引導力量，打破這種負向循環，幫助市場回到正常軌道，恢復市場活力。

　　公共投資就是打破負向循環的關鍵外部引導力量。需求不足環境下，公共投資有兩個市場自發力量不具備的特征：一是公共投資由政府獨立決策，不必受到收入下降就縮減開支的常規市場邏輯制約；二是公共投資可以在短期內以較大規模形成支出，以此在短期內大幅提高企業和居民收入，以強有力的方式扭轉市場自發的下行力量。從歷史經驗來看，1998年我國通過大力推進以全國高速公路網絡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建設，幫助經濟走出需求不足；2008年我國通過4萬億元基礎設施投資政策，幫助中國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率先實現V型反彈；2015年我國通過支持棚戶區改造，帶動房地產和信貸回升，走出需求不足局面。

　　當公共投資大幅提升以后，全社會收入增長顯著回升，勞動者收入和消費也隨之顯著提高。從歷史經驗來看，公共投資和消費并非此消彼長，而是相互帶動和促進作用。需求不足環境下，以公共投資修復市場失靈，幫助市場重新恢復活力，恰恰是幫助勞動者收入和消費增長效果最顯著的藥方。

　　我國公共投資空間廣闊，大有可為。

　　我國在電力和燃氣、鐵路、公路、機場、港口碼頭等基礎設施方面有大量投資并取得長足進步，很多領域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水平。但這并不意味著公共投資已經沒有空間了。為了改善民生、產業升級和生態環境保護，我國在公共投資領域要做的還有很多。

　　增量層面上，我國在教育、文化、體育、地下網管、城市道路等公共領域的投資還有很大空間。我國百萬人平均擁有的圖書館、博物館、體育場地等落后于發達國家水平。我國地級以上城市城區有1.1億流動人口難以在常住地安居，當地政府缺少相應的保障性住房以及各種教育和醫療配套服務，這背后有大量的公共投資缺口。

　　存量層面上，我國一直以來更看重增量建設，對于存量的維護、修繕和重建重視不夠。經過幾十年的建設，我國已經形成了龐大規模的公共基礎設施存量。這些設施中的相當一部分在安全、有效、便捷等方面有極大提升的余地，需要大量的新增投資讓這些基礎設施更好發揮功能。

　　公共投資的特點是解決那些普通老百姓和企業需要，但是想花錢都難以解決的問題。只要仔細觀察，我們日常生活中這樣的問題還有很多。本著服務民生、服務企業的心思去想工作，不愁沒有項目可以投，沒有事情可以做。

　　政府沒有過度舉債，舉債增加公共投資不等于增加債務風險。

　　國際經驗顯示，過去二十年發達經濟體全社會新增債務中，政府新增債務占比約為49%，其中美國達到58%，日本達到74%；相比之下，中國政府新增債務占比約為34%。這里的政府債務采用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政府債務口徑，不僅包括法定政府債務，也包括部分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從中國政府債務受市場歡迎的程度看，國內外投資者對其安全性給予了較高評價，說明市場并未普遍擔心政府整體債務的可持續性。一些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難以為繼，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整體上已經過度舉債。

　　經過多輪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置換和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顯著下降，但是存量仍然較大，很多地方憑借地方政府自身財力難以償還債務本金利息。通過加大公共投資和降低政策利率在內的逆周期政策，修復市場失靈，恢復市場自身的活力，可以通過提高地方政府稅收和土地出讓收入、提高平臺公司收入及其持有資產估值、降低債務融資成本等多個渠道，緩解地方政府平臺公司的債務壓力。假以時日，至少在人口流入和經濟較發達地區，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困境有望得到緩解。

　　出于對宏觀杠桿率過高的擔心，一種想法是盡量減少舉債，這樣就能夠降低債務率，降低債務風險。對于居民或者企業個體而言，這么做大致正確，因為減少舉債規模可能不會影響到收入增長，債務率下降。但是對于一個國家，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全社會的債務增速下降，一般情況下都會對應著全社會的收入增速下降，債務率可能不降反升。2002至2025年期間，我國債務增速和債務率的相關系數是-0.49，債務增速下降對應的是債務率上升。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經驗也是如此，近年來歐美日債務快速擴張，但是債務率緩慢下降，債務擴張和債務率也是負相關。這些經驗帶來的啟示是：通過政府舉債增加公共投資，以此帶動全社會收入提高，我國的債務率會不升反降，償債能力提升，債務風險得到更好控制。

　　作者：張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三里河”工作室)